户口不是限制大学生就业的罪魁祸首——访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王太元教授

　　记者：毕业找工作时，尤其是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找工作时，很多大学生都感到户口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纷纷抱怨户口政策限制了他们的就业，甚至不少人要求“取消户口”、“废除户口制度”。作为户籍方面的专家，您对此有何看法？
　　王太元：大学生就业，户口限制并不是最主要问题，在劳动人事制度方面受到的限制才是更大的问题。其实，限制大学生就业的并不是户口本身，而是运用户口的社会管理的方方面面。比如大学生在一个地方就业，政府和他们都要考虑这个地方的就业机会、生存条件、工资待遇等等问题，这些因素联系起来决定了户口，从而影响了大学生的就业。
　　根据我国现行的户口迁移政策，绝对保障的有三类人，第一个是大学生的上学读书与就业分配，第二个是军人的入伍与退役，第三个是国家重点工程所需的人员。除了“上山下乡”那个时期以外，50多年来的户口迁移政策都是全力维护大学生就业的。要真的按照一些大学生的想法“把户籍政策完全放开”甚至“取消户口”、“废除户口制度”的话，他们的就业肯定会比现在还要紧张得多，大学生就应当与农民工在同一个平台上公正竞争，就业压力很可能使他们不得不到农村、到西部，到更艰苦的地区和更艰苦的岗位去。
　　户口差别是如何形成的呢？户口差别源于地域差别，地域差别导致地域歧视。例如，国家教育投入的不均衡性，导致了地区之间教育资源差距的拉大，就有入学时录取方面的不公平，等到你毕业时社会就业资源投资的不均衡性，又造成了你就业的不公平，北京生源的学生无一例外的是要留北京的，而京外生源却不能完全留北京，这是北京生源和非北京生源之间的不公平，还有北京高校的学生和外地高校的学生之间，就业也就存在不公平。
　　记者：是什么造成了大学生的就业难？
　　王太元：就业属于社会管理领域，我国生产流通生活领域基本实现市场化了，但社会管理方面往往还是计划经济式的，学校招多少人，毕业分配多少人，都由政府来安排，用行政手段来调节，高校在毕业生就业难的情况下，多数人的思维也是等待甚至依赖政府用行政手段来调节。大学生就业难的解决，有待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管理制度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管理制度的整体转轨，他们大家所讨论的户籍制度改革，其实也就是这一“整体转轨”的体现。
　　大学生就业难，是政府的历史选择和学生的历史选择、与现实劳动力市场需求的矛盾等多种问题的集中体现。比如法学、计算机专业，当年这些专业人才奇缺，于是数百高校几乎同时一窝蜂地上这些专业，等到大批学生毕业出来，才发现这些专业的大学生遍地都是，找工作自然成了问题。
　　排除计划的因素，世界各国的人口迁移一般受到以下几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就业与工资，二是教育与文化环境，第三才是住房和生活条件。人口总是从相对贫穷、相对低水平的状态往相对富裕的状态流动。但是，大学生很多人不懂四五十年代的一个人口经济学理论叫“期望收益”理论，而它最能解释为什么大城市人满为患，但仍有不少人要挤进去——大城市就好比是围城，每个人对进城后的生活状况是这样考虑的：第一、我就业的机率有多大（例如80%）?第二、我就业后平均月工资是多少（例如三千）？在城市外的人，一般都过高估计这两项，因而，尽管城市已经人满为患，但还是有人会源源不断地挤进城来，。城市已经人满为患而农民还是源源不断地拥挤入城，世界城市化中相对失败的“拉美现象”就是这样形成的。但是年轻人往往不是“经济人”，不是“政治人”，而是“情感人”，容易情绪化的“情绪人”，可能他在保定就业整体上要优于在北京就业，但是，对自我能力的过高预期和同学们间的竞胜心理使他从情感上选择北京而把保定给否决了，在工作一两年之后，他的收益远低于他的期望，一部分人会觉得不合适而选择离开北京，也有不少人仍然会艰难地坚持，而坚持的困难未必是城外的人都知道的，因而城外的人仍然一如既往地涌进城来，恶性循环于是形成。也就是说，期望与收益之间既有空间上的误差也有时间上的误差，所以涌入的人永远大于流出的人。大学生在就业选择时，只能是城市、机关、白领、高收入，这不行，这必然会引发就业难。
　　记者：整体说，现行的、广义的户籍制度限制了人才的合理流动，大学生很关心户籍改革的进程，您能透露点什么吗？
　　王太元：户籍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分进合击、稳步推进。现行的户籍制度是把户口本用来维护教育、劳动、社会福利等各方面的地域歧视，其实，户口本的本身是公平的，表现在户口上的各种不公平，都是背后的各项社会管理制度所造成的。
　　我们所说的户口差别，是一种地域歧视，这主要不是因为要有户口本，而主要是因为有地域差别。主要问题在各个城市“画地为牢”的财政管理制度，在缺乏科学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上。关键是一个本地财政收支的整体平衡问题。有句话说得好“在北京打工的人都在给北京做贡献。”但流入地的地方财政的计算方法往往不承认这一点：在计算收入的时候，往往只按照本地人口来统计，因而GDP比包括流入人口的正常水平就要高得多，在计算支出的时候就把外来人口纳入其中，因而使人均占有量比以常住人口计算的目前情况要低得多，地方财政因此说自己不堪重负。
　　现在的情况往往是，一个城市只要人才，不要人力，排斥人口，但是,人才是人力发展来的，人口是人力的支撑。政府单方、单一手段择优录取，政府自定标准，自己考虑是否有利，这样不可能形成人口的自由流动。人才的真正成长是在自由流通中实现的。人才要在使用中发现、使用和流动中成长，这也要求社会、企业创造人才成长的环境。
　　1998年以后的户籍政策，承诺大学生毕业两年内，哪个用人单位接收，就在哪里落户。直接限制毕业生的不是户口指标，而是劳动人事指标。不是户口制度歧视大学生，而是植根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制度、人事制度在歧视。
　　因此，广义的户籍制度改革要与工资、住房等的改革相配合，尤其是要与劳动、人事、福利制度改革相配合，才能稳步消除歧视。
　　户口迁移制度改革的方向是城乡一体化、社会生活决定户口、迁徙自由。户籍制度只是对人的身份状况、亲属等个人信息的收集、确认和管理，不涉及身份、地位、待遇，因此，只有财政市场化，通过转移支付，来解决人口流动成本，才能消除户口差别，实现自由迁徙，实现人才的自由、有序流动。
　　记者：很多大学生看重大城市户口而找了不喜欢的工作，随后就有了“户籍制度的弊端引发了学生的诚信问题、违约跳槽问题”的舆论，您认为这个问题有没有办法解决？
　　王太元：不是因为有户口的限制才跳槽，不论你是否用违约金限制他，他都会跳槽，违约、跳槽问题，是因为我们的法律、法制不够健全，你辞退我，要支付我几个月工资，我主动辞职，法律没有规定。没有找到好工作，就一定会跳，如果支付了违约金，那么就是合理合法的，别人不得干涉。现在的问题是一些大学生为了骗取一个户口，不惜支付高额违约金，很多人称作相当于自己买了一个户口。这跟现行制度有关。现在的制度呢，有了户口才可以有第二次跳，才能到比较有保障的、发展比较好的单位去工作。改革以后，就业与实际居住情况决定你的户口，经过了合法生存考验期，比如工作两年，就可以有常住户口，但单独某一个城市无法解决整个国家的财政问题，单独由劳动、教育部门，也都实现不了这一步，这些部门的压力非常大。
　　记者：国家正在制定就业促进法，劳动人事制度又需要如何配套户籍制度的改革，从而实现就业的公平？
　　王太元：我个人认为，就业促进法应当明晰、具体地禁止性别、学历、地域、生理等方面的歧视。一要杜绝性别歧视，要有女性就业率不低于某个百分比的法律保障，例如，适合女性工作的岗位，就要有具体法律来保障其工作机会；二是杜绝阶层歧视，目前可能还不能一口气把所有文凭取消，那么，凡是适合普通劳动者的岗位，不能说“非本科不招”，这样的话，大学生的职员身份、蓝领身份，可能会被农民工、会被进城务工人员顶掉，但这其实是更公平些的；三是杜绝地域歧视。禁止地域歧视，甚至要保障外地人员一定比例的就业。还有一个就是改革系统内就业，铁路、金融这样的垄断行业，一家几代人在这里就业，但是系统外的人很难进入，因此，行业垄断不打破的话，最好有《就业促进法》来限制。四是杜绝生理歧视。比如身高、长相，残疾，这些可以是某一具体职业所必须的条件，但不应该成为得不到就业机会的理由。计划经济条件下，干部、工人、农民、市民有严格的划分，工人不能当干部，干部不能当工人，在市场经济的今天，仍然还有这样的限制，是不合理的。此外，过去国家只承认在国有性质的企业或单位就业，后来承认集体企业，如今，随着灵活就业的出现和比例的增加，创业、为个人打工，这些断续性的就业，就业不足的，都应该计算工龄。国际上，只要你有工商执照，那么你就是有工龄的。只有全民劳动都纳入劳动部管理，实现城乡劳动力统筹，才能实现就业公平，也才能为户籍改革铺路。 
　　记者：影响户籍改革进程的，还有哪些因素？
　　王太元：影响户籍制度改革进程的，看得见的是劳动、人事、教育，看不见的是福利。《就业促进法》就是用政府的强力来保证公平。全世界有五类保障：生育福利、就业保障、医疗福利、意外事故和灾害救济以及养老。我国的生育福利全部要由企业来承担，比如纺织部的员工都要请产假，但是煤炭部的员工都不用请产假。这就使得招聘女员工的企业要付出更高的成本，也就导致一些企业不愿意招收女性。如果夫妻双方都有产假，男方单位给女方单位经济补贴，那么，就业时的性别歧视就应该小一些了吧？再说就业保障，每个人都有就业机会，但是培训、失业救济，城市有，而农村没有。医疗福利呢，日常医疗卫生防疫，每个人都应该享受，但是我们国家局级以上干部一切全免，工人只能享用部分医疗福利，而农民没有。意外事故和灾害救济，我国做得还相对要好一些，不过水平不够；养老呢，如果子女解决不了，那么就成为社会的责任，农村这方面呢做得不好。社会福利不普及，不同地域、行业普及程度也有很大不同。
　　福利制度的改革思路是薄而广。不患寡而患不均。从人出生成为婴儿一直到老死，利益机制明细化。关键在于，每个城市投入支出要考量，税费部门和财政部门平衡起来。城市增长的根本原因是人口，全世界任何一个城市，没有一个是靠政府补贴发展起来的。
　　记者：最后，请您给大学生们一些成长寄语吧。
　　王太元：市场经济时代，人的选择更多了，选择的机会越多，犹豫、彷徨、失望也可能就越多。大学生一辈子都在努力地寻求机会、争取机会，但是很多好机会又总是被他们轻易浪费掉，于是又接着犹豫、彷徨、失望。《吕氏春秋》中有这样的话：“不知事者，时未至而逆之，时既往而慕之；当时而薄之”，机会没有来的时候就去迎接它，机会来了还在羡慕别人有机会而哀叹自己没有，等到抓住这个机会了却又很快看轻、看淡了它。在这个岗位没干好，就想着“我换一个工作就能干好了”，但80%的可能性是你下一个岗位一样也干不好，这就叫“不识时务，不知进退”。人不能一辈子一个错误都不犯，但不能一辈子总犯同样的错误。现在很多大学生，严格地讲社会化还没完成，一切以自我为中心，观察事物、分析事物、处理问题，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动不动就说“我不喜欢”，社会不是因你喜欢而存在的，但自己却必须因社会的喜欢而存在。也有的人经常说“这不适合我”。什么是适合？适合是双向适应，你“应”它就“合”，你不“应”它怎么能“合”？因此，大学生就业，既是双向选择，也是双向适应。兴趣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接触中产生的。感到迷茫没关系，不知道自己适合干什么没关系，先干起来、先接触起来，尝试着喜欢一下，或许你会发现它真的很好，很适合你。目前的大学生太看重毕业了，总觉得是“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其实这没必要，因为，当今社会可能别的机会不多，但变动的机会多的是，就看你有没有变动的能力了。
　　当然，毕业到底是人生选择的重大关口，古人教导我们，“每临大事有静气”。冷静、客观地选择，思考。一旦选定，马上要给自己进行心理减压。告诉自己“不错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有的学生一遭遇挫折，就怨天尤人，觉得这是自己命不好。命运命运，运者，你自己的运作也。你用什么方式运作，你就会有什么样的命。同学们大多知道的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曾经说过，心若改变，态度就变；态度若变，行为就变；行为若变，性格就变；性格若变，命运就变。因此，能力不强的人，如果能选一个你干起来游刃有余的工作，干好了，你就有更大的信心去做更难的事情了。高高兴兴地、抱着欣赏的心情去做，你就不会有抵触情绪，就能做好；别人看到这样一个每天快快乐乐地把工作做好的人，就会愿意接近你，愿意帮助你；这样一来，你的机会就源源不断地来了，你的命运就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