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就业难是一个典型的社会问题，绝不只是教育部门的问题，需要全社会群策群力。比如，各地人力资源部门不要再设障碍，尤其是户籍障碍，自己给自己使绊子。再比如国家的资源配置问题，事实上，高校直接肩负着大学生就业的指导培训工作，国家每年有数百亿用于促进就业的资金，是否应该分配一些到高校，加强就业辅导与服务的力度?当然，还有学生家长的观念问题，需要调整到适当位置，而不是一味追求“体面就业”。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大学校长郑强说，大学生就业难是一个伪命题。为什么说是伪命题?与大学生就业难伴生的是大量的用工荒、用工难，同时还伴生了有业不就的问题。也就是说，大学生就业难存在结构性的矛盾，即社会需要与供给之间的脱节，不是绝对的难。从这个角度看，大学生就业难的治理上，从教育本身来看，可能需要从劳动力的“供给侧”改革下手，这也是长久的治理之道。

　　从整个社会用人需求角度看，用工荒最突出的，恰恰是学历层次更低的中等职业技术人才、服务人才，不是大学生。但供给上明显呈现了结构性问题，近5年，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与招生人数持续下降。

　　从大学生本身的就业情况看，长期以来有几个鲜明的结构性特点。首先，从学历层次看，两头容易，即研究生与专科生(高职高专)相对容易，最难的在中间的本科生，而本科生中，最难的是一部分地方普通本科生，“985”“211”高校一般较好;从专业维度看，工科类专业普遍好于人文社科类专业;从区域分布上看，东部地区明显好于西部地区。

　　研究生就业情况好，大家好理解。专科生就业好，一个原因是技能型强、实用、上手快、用人单位欢迎。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就业期望值低，这是一个隐性却至关重要的因素。

　　我国高等教育长期奉行精英教育路线。1977年恢复高考时，录取人数27万人，录取率只有4.7%，即便到了上世纪末的1998年，全国招生总量也只有108万人，录取率普遍低于30%，大学生仍然是稀缺资源，考上大学也就意味着会有“体面”的工作。但是，伴随1999年的大扩招，高等教育迅速迈进大众化，全国各地的录取比例普遍超过80%，甚至高达90%，毛入学率也快速达到40%，甚至马上跨越普及化的门槛——50%。大学生已经成为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了。

巨变之后，整个社会观念依然滞后，依然期待大学生都能“体面”就业。当然，观念的调整是漫长的，更何况家长们花了很多钱与时间，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了大学生，必然有一些过高的期望值，怎么办?

　　专科生就业情况好于本科生，给了我们最好的启示。很显然，在我们国家，就业期望值与学历是成正比的，与其等待观念调整，不如我们直接在供给侧下手，在高校招生总量不变的情况下，直接下调本科生以上的比例，增加专科生的比例。目前，每年大学生招生总额为700多万(还没有包括成人高校的招生)。其中本科生近400万，专科生约为300万，研究生为60多万。如果我们把本科生的招生比例逐年下调5个百分点，4年后就可能把本科生招生总量下调至300万，最后逐步下调到200万左右，让专科生成为就业巿场的主体。这种“强制性”的调整，在直接降低期望值的同时，也可以有效地解决大学生职业技能训练差，缺少一技之长的问题。

　　现在，地方普通本科院校的学生规模大约在200多万，就业最困难的就是这部分群体。因为定位不准，盲目追求模仿研究型大学，直接导致了这部分学生技能上不如专科生，学历能力与综合素养上不如“985”“211”大学的毕业生。目前教育部开出的药方是引导这类高校，转型为应用型大学。这个思路是对的，只是可能速度缓慢，强制压缩这部分招生比例，能迫使这些地方大学调整办学定位与方向，加快转型。

　　另外，我们还有必要用经济杠杆提高高等教育门槛。高等教育在绝大部分国家都不属于义务教育，不是国家应该保障的。我们有必要在加大贫困学生资助力度的同时，适当提高一些高校的学费，让更多家长与学生算算经济账，而不是盲目追求更高的学历。

　　从专业上，国家有必要对高校专业设置进行引导性的调控。理论上我们不能干预高校的专业设置，但是多数高校千校一面，在专业设置上盲目跟风现象普遍。对于工科类专业普遍就业好的现状，国家有必要对工科专业招生计划给予鼓励性支持，同时，在学生的培养经费上加大资金支持力度。美国对不同专业的留学生在美国就业就采取了这种政策，工程专业的留学生在美国毕业后合法滞留时间大大长于其他专业。对于那些就业不好的专业，比如大量的管理专业，有必要下狠手，大规模缩减招生总量与财政投入力度，把钱花在刀刃上。

　　我们也有必要反思目前的高校扶持政策。对于欠发达地区的高校，对于部分战略需要的高校与专业，可以从总体布局角度做一定的扶持。但是，如果人才需求不旺，我们还加大培养力度，只能加剧就业的结构性矛盾。